公元前年，一代雄主秦惠文王嬴驷去世，时年46岁，其子嬴荡即位，是为秦武王。
秦武王嬴荡
秦武王继位之后，首先于公元前年诛杀了在秦惠文王末年杀蜀侯通而作乱的蜀相陈庄（一名陈壮），重新立煇为蜀侯。此举既化解了秦惠文王末年开始的由陈庄引发的蜀地政治危机，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秦国对蜀地的政治影响力（次年的《更修为田律》更是通过秦律的颁行，进一步强化了秦国在蜀地的影响——详见青川木牍。当然，最终彻底将蜀地化为郡县，则是20余年后的公元前年）。
同年，秦武王还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与魏襄王在临晋会盟，进一步强化了丹阳、蓝田之战以来秦魏两国的友好关系（注意：魏国还是秦武王后的母国）。
二是将两位前朝旧臣逐回魏国：一个是虽然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为自己树敌甚多的前任相邦张仪；另一个是在丹阳、蓝田之战中立下战功的客卿将军魏章。也就是在这一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武信君张仪在自己的母国——魏国郁郁而终。此后，秦国则如同当年的秦惠文王“杀商鞅而存商法”一样，执行了一条没有张仪的连横路线——而丢出张仪这个“累赘”，也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与列国缓和关系的作用。
三是继续对周边部落施行武力征伐。而被征讨的对象，包括秦国的宿敌义渠，和在秦惠文王末年刚刚表示臣服的丹、犁部落。
公元前年，除了前述的秦武王又做出了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大事：设立丞相（直至年的胡惟庸案，这项制度才被废除）。张仪的离开，让相邦之职出现了空缺。而为了进一步削弱相权、巩固君权，以适应秦武王贯彻自己既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秦武王废相邦设丞相，并分别以樗里疾、甘茂为右、左丞相，其中以右丞相樗里疾为尊。
樗里疾、甘茂
公元前年，秦武王开始了对宜阳之战的策划。事件的起因是秦武王说过的一句话：“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可以说，取周天子而代之，是秦武王的宏图霸业。而在周天子所在的洛邑地区以西，有一道天堑在阻拦着秦军东出的步伐：那就是位于崤函古道东端的宜阳城。而宜阳城又是一座有着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边城，秦国于公元前年与公元前年，两度出兵攻伐宜阳，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臣为宜阳之战的发动进行了一系列的铺排——派遣甘茂与向寿为使者出使魏国，使其助秦伐韩宜阳；听从冯章的建议用汉中之地的空头支票忽悠楚国；与韩襄王会盟于临晋并遣樗里疾赴韩为外相，释放针对韩国的烟幕弹等等……
当然，东方各国有识之士也所在多有。从《战国策》等典籍来看，他们也出了很多的点子用来破坏宜阳之战的计划：如由赵国出面扣留甘茂；韩国向赵国割地以达成韩赵联盟伐魏，迫使魏国背叛秦国；恢复韩楚联盟等等……但在秦国方面纯熟的外交手腕面前，这些计划终究没能成为现实。
然而宜阳之战的难度之大，超出了秦武王与甘茂的想象：战斗进行了五个月，仍未拿下宜阳城，而秦军却已经死伤甚众。在客观困难面前，以及樗里疾、公孙赫等亲韩的秦国宗室的诋毁拆台之下，秦武王也产生了动摇情绪（甚至甘茂本人一度也萌生了罢兵休战的念头）。好在甘茂拿出了曾经与秦武王达成息壤之约的旧事来提醒他，秦武王也就打消了动摇的念头，继续信任甘茂，让他放心打仗。君臣将士同心之下，秦军终于在公元前年拿下了宜阳，并斩敌六万。不仅如此，秦军还挟战胜之威北渡黄河，拿下了韩国的另一座军事重镇——武遂。也就是在这一年，魏国遣太子朝秦来贺。至于一度和韩国复盟的楚国，虽然秦国没有真的把汉中之地归还楚国，但却通过将飞地——煮枣献予楚将景翠的举动，破坏了韩楚合力伐秦的图谋，平息了一场秦楚两国间的外交风波。
宜阳之战，是秦武王一生中最辉煌的功业。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并没有在秦武王的身上体现出例外来。公元前年，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说在洛阳比赛举鼎，结果不幸力尽而“绝膑”（一说乃“绝脉”）。当年阴历八月，秦武王驾崩，年仅23岁，其弟稷即位，是为秦昭襄王。事后，秦昭襄王当局追查此事的责任，将孟说灭族，以示惩罚。
，时长09:52秦武王举鼎
然而秦武王早亡而无子，就使得秦王继承人的人选成了问题。最终，由赵武灵王动议，燕昭王当局的燕国将为质于燕国的公子稷送归秦国。他便是后来大秦帝国的实际奠基者、为秦国统一天下完成了大量歼灭六国军队主力并铲除障碍的历史使命的一代雄主——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嬴稷
与秦国的其他公子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身登大位而名留青史。而他能够继承秦王大位，也是其来有自的：除去在燕国做了四五年的人质之外（大概率是在燕国走出了子之之乱、齐军入燕的阴影之后，秦国为彰显秦燕盟好，而将公子稷派到燕国为质），燕赵两国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宜阳之战后，韩魏两国被秦军的兵威彻底地推到了齐国的怀抱（秦武王过世的当年，秦国还包围了魏国的皮氏城，秦武王时期的秦魏关系也急转直下）。加上楚国此时也与齐韩两国恢复了热络的关系，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的秦国，目下也只是和燕赵两国相安无事。如若拒绝了燕赵两国的动议，不让公子稷继位，那就存在与燕赵这两个最后的可能的盟友关系恶化的危险，甚至借秦武王丧礼之机，五国再度合纵攻秦亦无不可……
因而，秦国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形势面前，暂时达成了妥协，共同拥立公子稷为秦王。虽然如此，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就此停息，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雍氏之围、归还武遂与甘茂出走这三件事，促使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酿成了深刻改变并彻底重塑了秦国的政治生态的“季君之乱”——在樗里疾、公孙赫等宗室贵族被争取到宣太后与秦昭襄王母子一边（公元前年，樗里疾正式就任秦国相邦，达到了政治生命的巅峰），楚系外戚开始在秦国的政治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甘茂又被迫出走、流亡齐国之后，秦惠文后支持的公子雍、公子壮等另一部分宗室贵族以及一部分支持他们的大臣、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应该是封君）孤注一掷地发起反抗，结果惨遭血洗。而秦武王后也被逐回魏国，秦魏关系彻底恶化，以宣太后、秦昭襄王和相邦樗里疾为核心的秦国当局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季君嬴壮
秦昭襄王继位之后的秦国，在缓和对外关系方面，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