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芬在年是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大四学生，也是为数不多留在震后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人之一。
和她日后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微乎其微，这一点和很多人对此的预设光环很不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远低于她自己的预期。一方面固然因为当时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很不完善，社会对此也缺乏认知，另一方面，则是震后灾区的心理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一毕业，龚建芬就赶往四川，之后的三年，她先后在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医院等项目里当志愿者，做着地震后的危机干预工作。
这三年是“漂泊”的，作为志愿者，她不属于任何固定机构，而危机干预恰恰需要一种“陪伴”式的存在方式，浮动的志愿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要说有什么收益，可能是龚建芬在挫败与实际发生的情境里对职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年，她离开灾区，成为富士康成都园区首批招募的9个心理咨询师之一。当时成都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龚建芬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抚慰伤者家属。
而后她跳医院，这是一家医院，她的主要工作是科普助孕心理，以及为有压力的夫妻提供心理咨询。
她用“出乎意料”形容自己在成都扎根。因为地震，她从甘肃辗转到了成都，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
10年后，当被问道自己给灾区带来的影响时，她顿了一下说，“怎么说呢？说实话，让他们好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甘肃文县
“地震发生后，我们看到电视报道说，地震四川这边有心理工作者下来，我们就在商量如果我们能去多好。
我5月14号见到我们老师，他就开始找关系，为灾后的心理援建做准备，我记得我们用三天时间组织地震灾后危机干预的资料。我们老师一边准备资料，一边联络人员。
我们在甘肃算是反应比较快的，我们基本上是5月12号地震，一个多周的努力后，5月20几号，我们就已经赶赴灾区了。最早我们在甘肃灾区，甘肃有一块叫文县，文县离青川、九寨沟很近，地震中也受灾了。
我本来是年7月毕业，还没毕业我就赶上了地震。我记得当时我去文县待了半个多月，6月10几号回来，赶上了最后一天拍毕业照，就这样结束了。
我本身是应届毕业生，在择业期，正好看到灾区有这么多的机会和可能性，所以毕业后就加入了灾后的心理援助项目。
为什么我最后到了四川？因为甘肃灾区和四川灾区比，资源差别特别大，甘肃灾区的心理资源相对少很多，这是我当时能明显感觉到的。大概8月份左右，甘肃那边才有台湾的专家来做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普及，后来我们团队还请了四川非常知名的专家到甘肃做两天培训，也仅限于心理危机干预层面。
在四川，我先到了华西的一个项目，他们在都江堰板房区调查10万灾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年我又到了四川什邡的红白镇，那里也是重灾区。
我当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我们在什邡驻点，做社区和居民的心理服务。工作站定期会接受社会上自己找过来的人，其中一部分是山上有心理创伤的人群。
医院和香港青年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主要针对红白山上孩子遇难了的失独家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很多孩子不在了，又准备再次怀孕的家庭。我们每次去都有十多个人，定期对山上的失独家庭走访和关怀，这个项目有华西的专家在背后做支持和培训，志愿者也都是张罗的有心理学背景的。
但大家每两周才去一次，都在用休息时间做这个事。”
龚建芬到灾区后，周围充斥着和她一样说着普通话，满怀热血的年轻志愿者，“那真的跟亲人一样，大家所有的热情都是想去帮助当地的亲人，”龚建芬说。他们挤住在本地人为他们免费提供的住房里，龚建芬描述起这些画面时有一种自我感动。
撇开专业度不谈，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地震后外地的志愿者蜂拥进入，多数人只是短暂停留，很快便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
后期，像龚建芬一样留在灾区持续做心理咨询的年轻人屈指可数。
“当时最大的挑战是无论在甘肃还是四川灾区，灾后心理援建服务的支持体系都是不完善的。
那时候我从学校毕业出来，技术不是很成熟，很想去帮忙，但感觉很无力，我并不像香港青年基金会长期驻点，我们这种属于“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走”。
像我在甘肃做了半年时间，但都在不同的项目。甘肃那个项目只分了两期，每期下去都只维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又跟了一个深圳的NGO叫“好人好事”，我们申请的是绵竹的项目，那个项目说起来是一年，但并不是驻点，也是每两个星期下去一次，每次去一个星期。
这种频率去，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灾后发生创伤，对人的精神影响非常大，最大的一点在于一旦发生地震，不论有没有丧失物资和家庭，人的安全感会在那一瞬间遭到破坏。那么大的地动山摇，人忽然之间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跟蚂蚁一样。一趟洪水，你人就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能逃得了，或者控制得了的，人在那个时候会莫名地处在警惕紧张的状态。
所以一旦发生大的灾难，都会有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开始，人会懵，到后面，人会一直很警惕。年，在那种环境之下，全国都经历了这么一段记忆，全国人的神经都受到了冲击。
大家对于余震的恐慌和生命的恐慌，在那时候就形成了。
如果常驻，你能够给他们提供早期的、持续的急性应激干预，在那个地方接触他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变化，这种支持是无形的。对创伤最好的一种支持就是陪伴，陪伴的力量就在于仅仅是你在那。
但你每周去一次，他们只知道谁又走了。”
四川省什邡市地震受灾现场
对于龚建芬和团队来说，他们的难题在于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家庭需要心理救援。
没有人可以为他们提供统计数据，甚至连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创伤。
“心理的问题不是靠问出来的，”龚建芬说。她和团队只能靠走访的形式一家一家询问，识别出问题后，再提供相应的心理帮助。
“日本年发生阪神大地震，他们从那时候开始积累经验，因为日本地震的频率更高，所以他们对地震的应急和预案更有体系。我们和日本专家交流，他们从那一次后，每个社区都会有驻点的心理治疗师做心理咨询。一周一次，他们要维持到十年、二十年。
这种帮助是你每周去一次，跟着项目做，无法做到的。
但当时汶川地震的资源完全不够，我们几个人能做的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在医院门诊，医生会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我们还可以对社区做一些科普宣传，比如告诉你这症状是“感冒”。
心理学上我们要告诉你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什么是“抑郁症”，什么是“焦虑症”…这方面的普及都很难做到。
比如华西的项目，我们只知道哪些人家里的孩子不在了，家住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去走访，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在地震后承受了很多心理创伤，但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他不知道我怎么了。
所以当你没有一个体系的时候，这部分工作你是做得不到位的。很多人痛苦，但是并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和点。
年地震，官方和整个国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只是在地震后，媒体才会尽量避免去播放一些有暴露的刺激性镜头，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种镜头对于看的人会形成二级创伤。
所以年后，心理学界的人都有一个说法：“一个四川地震，把心理学的发展推动了20年”。你看四川灾区，大家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比其他地方的人群要高很多。
志愿者在映秀小学pic/wenlc
我当时走访了一家人，他们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男方本人的腿也受伤了。地震前他非常能干，当地有一个产业是煤矿，很多年轻壮力都要做挖煤的工作，这对家庭的经济支出是非常大的支持。一旦腿受伤，他就没办法继续这个工作了，他自己说他已经废了。
社区的人都说：“这个人地震前，心情状态很好，很开朗”，但我走访的时候发现他很回避人，目光闪躲，挺难接触。
这时候他们家的重劳力都在女方身上，我第一次去他们家，他的妻子刚外出回来，男的在家里给她做吃的，我就看到那个男的很闪躲，不太对劲。
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理解性的工作，和他聊天，尝试理解。我走访过他两次，后来我跟团队的负责人上报后，得知有精神科的医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