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与夷狄
历史关系浅论
——以西羌、北狄为例
作者：杨华山李强
摘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的讲话（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年10月1日）。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辩”绵延已久，然完全不同于西方近现代之种族、肤色之分别。本文试以上古之中古时期西羌、北狄族群与华夏人、汉人间有机融合关系，透过华夏文明独特形成历程，以及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特点，展现中华民族融合、共荣的伟大画卷。
因学术水平有限，故热切欢迎方家不吝指正。
早在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有人类繁衍发展的踪迹，从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到有今天之考古不断佐证我们的先祖在亚洲大陆上留下的深深印迹。
在炎*二帝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在经历了旧石器、新时期时代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一部人群由于习惯于原先生活方式，即从原始社会演化沿袭而来的狩猎、驯化（牛羊）、打猎的习性，并且迫于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限制（如生活在森林、沙漠、戈壁、高山等地），则逐渐形成后来的游牧系统。
而另一部分人群，由于居住所在地自然条件的原因（如地势相对平坦或平缓、河川谷地），或者因为部落迁徙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地区，从而培育出粮食或经济类作物的种子，则逐渐形成后来的农耕系统。
所以，中华民族的先民绝不是简单的农耕居民，是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和自然环境变化后，人群在生产方式取向上逐渐产生分化的结果，而不宜将汉族的前身——华夏人简单定义为农耕族群。
其实，华夏人是既有游牧也有农耕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自然进程，汉族在后来的发展中主要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了。
早期的中华民族先民，还没有达到对自我族类属性进行归纳总结的高度，毕竟在那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解决基本的生存和繁衍问题，物质文明程度不够高，所以抵御自然灾害、保存生命就成为那个时期先民们的首要目标。
大约在公元前左右，以“三国家门而不入”著称的治水英雄大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帝后裔，同时也是部落联盟首领，将中国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并制作九只大鼎，从而有了“九鼎至尊”之说），在其年迈时，本应按照原始民主制“禅让制”原则，将首领的位置传给舜之子商均，但由于大禹治水实在是功绩卓著，因此在大家拥戴下，他又重新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在大禹带领下，逐渐形成了以夏后氏族（夏后氏族是颛顼的后裔，颛顼为*帝之子昌意之子，号高阳，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夏后氏族起源于今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后境渭水中下游迁徙至今*河中下游的山西运城和河南西部一带）为核心的权力与领导阶层，同时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兼不断兼并其他部落，使得中原大地上的族群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融合。
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利用大禹在百姓中无比崇高的威望，废除了“禅让制”，而自己继承了首领之位，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世袭制的朝代，前后约余年，后为商朝所取代。
奴隶制朝代（国家）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从民族学角度看，则是先民们自我族类认知的一个转折点，后人将中华民族、汉族的祖先，自夏朝开始自称“华夏”、“华夏人”或“华夏族”，所谓华者，盖言该族群富有、华美、高贵，所谓夏者，则言其疆域辽阔广大。
那时，居于*河中下游被称为“华夏族”的人群，因为礼乐先进、物产丰富、武威强盛，从而四邻皆服。后来兴起于东部的商朝灭亡了夏朝，但其与夏人在*河中下游进行了民族融合，使得华夏族族群在人口数量上进一步扩大了。周人为姬姓，亦为*帝之后，是“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音“ku”，*帝曾孙）的后裔，他们同样起源于中国西北，后来逐渐向东迁徙。
在商朝统治时期，周人已经建立了高度自治的“方国”，当时并存的还有古巴国、古楚国等。
周人利用商朝末期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加快发展自己，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占有了土地肥沃的八百里秦川，从而具备了与商朝一争高下的实力，并最终灭亡了商朝。周人在夏商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极大地推进了，它制定了“周礼”，成为几千年东方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周朝将族群认知发展到顶峰，创立了著名的“华夷之辨”，即一种同心圆式结构，其治下的臣民，最核心为姬姓王族，外圈为姻亲外戚勋贵大臣，这部分在地理上主要居于中原地区，生产方式上已农耕为主，统称“华夏族”或“华夏人”，而四周以各自方向为据，将那里生活的族群带有贬义和歧视性地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然而有趣的是，在周朝立国以前和立国以后，对其纷扰侵袭最大、也是周朝华夏族所歧视的西戎，其实恰恰是夏朝、周朝的统治阶级的发源和发祥之地，而且周朝曾经有多代国王迎娶了西戎的女子，当然也有多位周王本身就具有西戎血统（或言就是西戎），甚至在周朝向东攻伐时，曾经多次得到了西戎方面*队的鼎力支持。
我们尝试拨开历史的迷雾——
炎*子孙曾经的发祥地在西北陕甘青川一带、*河上游地区。那时，原本无所谓华夷之分，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同历史阶段各部落的“决策”，有些部落倾向于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地区，遂逐平原与河水而居，如夏后氏族和周人，他们来到*河中下游后，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族群进行了融合，生产力水平与文明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客观上具备了族群重新认同或界定不同族群等级与差别的需要，也为了统治的需要，故而将自己定义为华夏族，而将四周依然保持原有生存状态的族群，分别以方位冠以族群称谓。
所以，周人是炎*子孙，也是它所命名且歧视的的“西戎”中的一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一、以西戎为例看华夏与夷狄关系
周人东迁后，留在原地的那部分族群，整体被称作西戎，但也被叫做氐、羌，或氐羌，这种称谓可能比西戎一词还要早些。因氐羌人地处西部，后世也有人称之为“西羌”。作为夏人、周人的近亲，羌人也是炎*子孙，《国语》中记载：炎、*二帝为兄弟，炎帝得姓姜，*帝得姓姬。
所谓姜者，亦羌也，两字同源，从羊从女，在表示族类和地望时用羌，表示女性和姓氏时用姜。在远古神话传说中，大禹和其父鲧是氐、羌之人的天神与祖神（时至今日，羌族依然膜拜大禹和鲧），而大禹则出身于西羌，亦即西戎。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炎帝之孙灵恝（音“jia”）生氐人；姜姓与姬姓长期姻亲，姜氏女子多嫁姬姓王为妻，在周朝被称作“舅家”，因此，氐羌毫无疑问是正宗炎*子孙，只是因为周朝建立后为了显示王族的高贵，而将同祖源的氐羌划归为所谓的“蛮夷”西戎而已。事实上，在周人看来，“戎”字的本身就是一种蔑称，以戎字作为族称也是周人的一项“发明”。
周朝代商而立后，为表示对商（殷）人的敌忾，甚至将商之遗裔称为“殷戎”。周朝之西周到战国期间，西戎专指中原以西、被周人视为蛮夷不开化的非华夏部族（再次申明：周人本来就出身于它所划分和蔑称的西戎），即氐羌系统；而在战国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西戎一词狭义是指氐羌系诸部，而广义则泛指中国西部各部族部落。
西戎族系的主体人群，毫无疑问是氐羌各部落，其中，西羌相对而言人口更多些，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在中原争霸，羌族已然在西陲兴盛，那时主要有蓖中种(即越锚羌)、白马种(即广汉羌)和参良种(即武郡羌)等等。
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各族群之间不断的融合，而中华民族的上古主体人群——华夏族，也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产物。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见《历史研究》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卫国城墙上可以望见戎州。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融合了，形成了一个华夏族”。
显然，当时未被华夏族融合者，诸如仍然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形成了西羌。
与华夏族形成规律类似，西羌同样是由不同部落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松散民族联合体或共同体，他们最早发源于*河流域中上游，在周朝之春秋时期活动范围扩大了，广泛分布到今中国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等地，既从事畜牧业，也进行农耕。
“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见东汉许慎著之《说文。羊部》），“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见东汉应劭著之《风俗通》）。
中国的汉字，是极为鲜明的表意文字，记载了大量的人文与历史信息，仅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甲骨文中，“羌”字的写法就多达20种以上，有从羊从人者，有绳缚之者，还有从火者……这说明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古代西羌人为了生存需要，有着非常繁多的劳动分工。
民族研究表明，即使古代西羌人的后裔——羌族在今天只剩下区区30万人左右，但羌族与汉族、藏族以及傣族、白族、怒族、彝族、景颇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十余种当代民族都有着非常密切的族缘、血缘、亲缘关系。
今天，不少民族生活习性中仍然带有古代西羌人的特点，以致有“藏羌一家”、“羌汉一家”等说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羌族从古至今为中国民族和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古代西羌种类繁多，且大多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羝羌、*羊羌等，可能反应了一种图腾崇拜的遗迹，抑或是展示一个部落相对主要的劳动生产方式及其劳动对象。
还有一些西羌部落以地名为号，如勒姐羌、卑羌等，这部分西羌人可能已进入相对先进一些的地缘性部落联盟。西羌中，较强大的先零羌、烧当羌则以父号为名，表现了父系氏族的父子联名制。
从周朝到两汉，西羌曾经长期为中原王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