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远山、吞渠江，达州渠县的城坝遗址（又名“宕渠城”遗址）如同锁钥一般，扼住一条水上要道，从秦灭巴蜀到宋蒙之战，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鼓角争鸣之声远去，城坝遗址迎来了一轮又一轮考古发掘，这处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不断出土“惊喜”。
9月17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新发现研讨会了解到，经过连续5年的发掘，已经清理遗迹多处，出土文物多件，近期还发掘出土了疑似津关遗址，如果确认，这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水路津关遗址。
在遗址区，15枚汉代竹木简牍异常珍贵，总字数近字，既有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方文书性质木牍，也有《仓颉篇》这种最早的用于识字的“教科书”。
↑发掘遗址
城门打开三道车辙仍在
出土水井与村里“汉代水井”形制一致
地处渠江右岸，渠县城坝遗址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从年到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目前发掘面积共计0平方米，清理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余处，出土各类文物余件，首次全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
西汉“宕渠道”、东汉“车骑城”，在考古发掘中，城址西城门重见天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现场队员郑禄红介绍，城墙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时期，到了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一直沿用至六朝时期废弃。
在城内，发掘了10余口水井，这些水井不仅为两汉时期居民用水及其农业灌溉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还让村里三口古井找到了历史依据。“当地村子一直有48口车子井的传说。”考古队员介绍，之前村里发现了三口仍在使用的古井，老百姓说不清什么时候的，有专家认为是汉代的，但拿不准，直到在遗址区发现了同款水井，大家才恍然大悟，村里的水井已经使用了0多年。
↑西城门
码头还是津关？
若确认津关遗址将意义重大
在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新发现研讨会上，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专家各抒己见。
遗址北部发掘区靠近渠江，大量的竹木简牍和竹编器在这里出现，这里究竟是码头还是津关？目前还尚待进一步发掘，不过，多数专家还是倾向于这里可能是一处津关遗址。这对于了解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材料，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站在遗址区，眼前的渠江浩浩荡荡、一览无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分析，如果作为码头，这里稍微远了一些，不能直接取水，而它更有可能用于控制、瞭望、观察，作为津关性质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确认为津关遗址，这里也将是国内首个水路关隘遗址。
↑竹木简牍
竹木简牍穿越千年
书信、司法文书、教科书一应俱全
目前已出土汉代简牍15枚，总字数近字，包括“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方文书性质木牍等。这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除去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这是第三次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
在研讨会中，简牍专家对竹木简牍的红外扫描件进行了辨认。城内水井中，两枚简牍上写有“年六十九”“妻年六十二老”等字样，这种类似于户口本一样的竹木简牍也让人了解到城里的人还是比较长寿。
在竹木简牍中还有“苍颉作书，以教后嗣”的《仓颉篇》，这种最早的用于识字的“教科书”的发现也让大家激动不已。
“先秦到汉代的遗址在四川境内发掘了不少，缺的就是带有文字的竹木简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大量竹木简牍出现则让当年的生活、工作都“跃然简上”，而遗址延续时间这么长，在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中相信会有更多发现。
↑瓦当
力证宕渠城所在地
为东汉至三国两晋出土文物断代提供参考
城坝遗址出土了大量西汉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表明城坝遗址即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宕渠”城所在地，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宕渠”郡县的设置与废弃年代也基本相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称，城坝遗址的发掘让南方郡县一级城址首次揭露得如此清楚，城址要素齐全，郡县一级的配套设施完备。高大伦介绍说，以往东汉到三国两晋的出土文物要断代还很难，这次城坝遗址出土了汉代到三国两晋具有断代标志的文物，有助于建立一个标杆，这些器物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其他遗址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渠县是一个竹编之乡，在北部遗址区发掘了竹编器，这也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了实物证据，而作为汉阙之乡，渠县共有汉阙六处七尊，此次发掘也说明这些文物遗迹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发掘也为汉阙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为研究川东地区巴文化探索、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开发和管理提供了考古资料。
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成都商报记者宦小淮编辑唐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