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立国初期，逐渐废除了秦以来剪灭文化、焚毁《诗》《书》及诸子百家经典的政策，开始重视文化，以文教立国，思想与政治方面比较宽松。“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搜集前朝及诸子百家典籍，“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搜集抄录书籍是汉代人的风尚。
当今出土的秦墓简牍，内容都是秦律和日书。而内地出土的汉代帛书、简册，除了儒家经籍夕卜，还有《老子》《孙子兵法》《管子》《晏子春秋》等百家著作，以及辞赋、医药书等。汉代人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古本、佚书和墨迹，这些书写人又都是书法较优秀者。
善书风气的形成
大量典籍的誊录抄写必须需要大量的优秀的书写人才。西汉前期，朝廷以《尉律》课试书吏，能缮写释读字以上和精于八体者，分别授予郡县和中央机构的文吏之职。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当时的书写风气与书法教育。
两汉时期，识字教育与书写教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童八岁入小学，史官先教习以六书，识《史籀》十五篇。书写教育，包括书写当时流行隶书与八体书，教会学僮如何执笔、使转以达到字迹的美观，尽管是以实用为基础的。
“能书”、“善书”是汉代文吏从政的必修业务，直接关系到仕途的平坦与坎坷。文字学、书法同士人的功名利禄直接挂钩，使得汉代文字学与书法发展迅速。善书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两汉时期是各种书体孕育、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楷书在笔法与结构上都较之结构单一的篆书有较大发展。
两汉时期的应用文字主要是隶书，汉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简帛上所写的书体基本都是隶书，这证明了隶书在西汉初期已经是普遍应用的书体了。当然隶书不只是汉代才有，实际上，在秦及秦以前，隶书就己经产生。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以及四川《青川木牍》，都是秦及秦以前隶书存在的佐证。汉代绝不是隶书的产生期而应该是发展及全盛期。
隶书以前的书法线条中，殷商甲骨文是契刻，即刀划直线；两周金文受制于铸造过程的复杂工序，其线条无法得到理性的控制。而到了隶书阶段，书法的线条变化是可以得到人为加以控制的。两汉的隶书刻石只有写、刻两道工序，人们可以在书写时施加自己的主观意识。
于是，隶书与篆书相比，线条由圆润逐渐走向方折，开始有了粗细变化，并且出现了蚕头雁尾的装饰性笔法。线条的波磔起伏，意味着人的生命意识逐渐投射到书法中去。人们在书写过程中逐渐解脱、释放，摆脱结构与线条的拘谨，加进自己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的加入是艺术表现的开始，以后行书、草书的出现、发展都是这种主观意识逐渐增强的结果。
另外，隶书的结体较之篆书由修长走向扁宽，这样更利于手臂的挥运，再加上隶书特有的雁尾波磔的运用，使得隶书较之篆书有较大的书写自由度，成为一种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书体。
关于草书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叙》称：“汉兴有草书。”赵壹《非草书》则言，认为草书起于秦末。虽无出土实物为证，亦可大致推断出草书产生于秦汉之际。西汉早期简帛上的隶书，有些偏旁部首已经出现了简化和连笔，有草书化的倾向。到成帝时，某些简牍上的字体已是纯粹的草书了，新莽和东汉初期的草书则更加趋于成熟。
这时的草书保存有隶书笔法，字字独立，魏晋人称之为“章草”。章草熟极快写，笔势放纵，字与字之间连绵通贯，就形成了今草。这是一种纯艺术性的书体，是书家长期探索才趋于完美的。今草强烈的动势、符号化表述以及书家鲜明的主体意识，标志着书法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
两汉时期，毛笔的形制走向成熟。西汉毛笔制法沿袭战国、秦，多兔毫、狼毫。东汉，由于书写碑铭与草书的普遍，书家群体已经产生，对毛笔的性能要求也提高了。东汉时，执掌文书奏章的大小官员，书写用具都由国家供给。
六曹尚书的右丞，其职责之一就是为掌管本曹所需的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呈帝所用纸笔，则由少府所属的守宫令掌管。书家对毛笔极为重视。张芝善作笔，韦诞将其所作墨与张芝笔、左伯纸并称。曹喜曾作《笔论》，已轶。于此知汉代的毛笔笔毫多秋冬时兔毫，毫性剽劲，弹性好，使转顺畅，便于挥写，以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兔毫最佳。
纸在西汉发明并得到使用。据考古发现，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出土西汉古纸共七次。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的纸质地图，植物纤维制成，质地薄而轻，纸面平整光滑，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纸张实物，其时间大约在西汉文、景时期。
另外所发现的西汉古纸，根据其出土地点分别命名为“灞桥纸”、“罗布淖尔纸”、“居延金关纸”、“扶风中颜纸”、“敦煌马圈湾纸”、“居延查科尔帖纸”等。其年代分别在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此时的西汉古纸大多是麻类植物纤维质地，质量不均。说明当时纸的制造工艺各地有差异。东汉开国元年，即建武元年（25)冬，从旧都长安“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说明了西汉时期纸的大量应用。东汉时期，纸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蔡侯纸根据不同原料有不同品种的纸，如麻纸、榖纸、网纸等，对后世造纸术影响深远。东汉后期，纸的质量不断改进，日常书写以纸代素已渐成风气。
书法教育的发展、书体的演变成熟、人们在书写时主观意识的增强以及汉代书写工具的改进，促进汉代书法繁荣以及整个社会善书风气的形成。书家们找到了合适的生存环境。
书家群体的产生
善书风气的形成，促进了汉代书法的繁荣。善书者能被授予各级政府文吏之职，故士民皆习书。汉元帝本人“多材艺，善史书”。元帝以后，后妃中“能书”、“善书”、“善书史”者又有西汉成帝许皇后、东汉章帝窦皇后、和帝阴皇后、邓皇后绥、安帝生母左姬、安帝刘祜、顺帝梁皇后納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且书法好坏直接关系到士人仕途。西汉士大夫中善史书而史籍有载着有张安世、王尊、严延年、扬雄、陈遵等。
东汉善书风气不减西汉，甚至更炽。善书者同样可以凭借书写谋得各级文职。此时的文书誊写与记录的书史、书佐数量较之西汉已经有了数量上的较大增加。东汉各级官吏皆有其“书佐”、“令史”。据载，太尉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司徒有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司空有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大将军有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尚书令下有尚书六人，分管六曹。每曹有侍郎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有十八人。中央政府亦有专门的令史，如符节令史、兰台令史等。地方上，郡太守与分封王国皆有主记室史（功能等同于令史、书佐）。直属与下设诸曹都有书佐。
县、邑、道之令长也有令史、书佐。见于史籍的东汉书家有：刘睦、曹喜、杜操、崔瑗、崔宴、赵袭、张超、王次仲、刘德昇、师宜官、梁鹤、邯郸淳、罗晖、张芝、张昶等。庞大的书写群体是汉代书家大量涌现及书家群体产生的重要基础。
桓、灵时，以张芝为代表的西州书家群体形成了书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这一流派以张芝为领袖，专攻草书，有大量的追随者与继承者，并有明显的地域性以及统一的艺术追求，且前后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后世影响巨大。
张芝有众多的从学弟子，这是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据载，张芝的弟子中有书名的有其弟张昶、梁孔达、姜孟颖、韦仲将、田彦和等以及其姊孙索靖。索靖曾为尚书郎，与尚书令卫璀俱善草书，皆学于张芝，时人称为“一台二妙”，论者谓：“璀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氏一门善书，有卫恒、卫宣、卫庭、卫操、卫玢，至卫铄传王羲之。北朝书法世家崔、卢二门，崔悦、卢谌学草于索靖，间接从学于张芝。崔、卢二门，累世治书，有书名者众多。魏晋南北朝凡论书，则咸推锺。张。同为西州地区的书家，还有罗叔景、赵元嗣。二人也能草书，见称于西州，但比之伯英，功力尚有一定距离，“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张芝和他开创的西州地区书家流派，是那个时代书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张芝备受推崇，“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张芝以书家身份令“当时彦哲”的梁孔达、姜孟颖为之倾倒，甚至慕为孔、颜，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方面，书法艺术在张芝那个时代高度成熟，尤其是草书艺术。在西汉中后期，简牍上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草书。
东汉前期，先后出现陈遵、杜操、崔瑗等草书名家，至张芝“转精其巧”，在草书的行笔之间多加连属，从而形成简便、流美的今草形态，完成了草书艺术发展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张芝的备受推崇、从学众多说明了整个社会风尚对“书家”这个书法楷模、标杆的意识倾向，即不管其是否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与指责。
书法的艺术化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要求人们渴求“书家”的出现，需要有“书家”来引导时代风尚，而草书逐渐脱离实用性的艺术化品格正是其“顺应民意”的最佳载体。故张芝成为书家重要代表在汉代的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张芝与其西州书家流派的产生也是时代的选择。
结语
一致的艺术追求、共同的创作形式，书法群体、流派的形成使得书家不再具有单一意义，而是更多的社会意义。这样，书家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更容易进入大众评判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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